贝多芬专家、受人尊敬的钢琴家威廉·金德曼加入音乐学院
金德曼在宾夕法尼亚州迪金森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任教20年，同时还在柏林担任客座教授。自2001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的音乐教授，以及其他几位在慕尼黑和维也纳的分校、客座教授和客座教授。他最近的演讲独奏会带他去了维也纳、波恩、巴黎、奥斯陆、巴塞罗那、北京、上海、纽约、波士顿以及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其他城市。
年轻人的公民和政治参与以及全球公民意识
我曾在其他场合发表过对这个趋势的不同见解。 1 首先，非常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往往是西方民主国家特有的。此外，人们参与公民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多元化，包括参与投票、游说他人为某个候选人投票以及为某个政党工作等选举过程。这些都是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然而，政治参与也有非传统的方式，例如参与政治示威、抗议和游行、签署请愿书、撰写政治文章或博客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分享。此外还有更直接的参与形式，例如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解决社区问题或为慈善事业募集资金。这些参与形式可能更应称为“公民行为”而非“政治行为”，因为它们都绕开了政治舞台。
2009-2012年，我领导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大规模研究项目“影响民主自主权和参与的过程”，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年轻人既关注全球问题，又关注当地问题。 2 我们收集了欧洲27个民族和种族16至26岁年龄群体的数据，发现这些年轻人通常不选择传统政治参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发言权，为政治家所忽视，也没有政治参与所需的资源或能力。他们也认为，传统的政治参与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
如果学校的课程体系致力于提高能力并覆盖公民和政治参与所需的能力，那么，教育的影响就会进一步扩大。这样的课程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提升他们的价值观、态度和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够成为自主的行为者，有效地采取公民和政治行为。必要的能力包括政治知识和理解、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公民意识、责任感、同情心、沟通和合作技能以及对民主的重视。 4 许多教学方法，如合作、基于项目和服务的学习，都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上述各种能力。
如果年轻人要对他们关注的全球变暖、污染、全球贫困和人权等全球问题采取有效的行动，那么，这些能力也是必需的。 5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市民意识，即对社区内其他人的关心以及市民责任感，应转化为全球意识，即对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关注。 6 如今，许多年轻人的公民和政治参与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特点，即他们关注全球社会，而不仅仅关注他们自己所处的社区。
作为受人尊敬的经纪人
47、如果你基本从别人那里学知识，你无需有太多自己的新观点，你只需应用你学到的最好的知识。
52、通过定期投资于指数基金，那些门外汉投资者都可以获得超过多数专业投资大师的业绩！
59、华尔街靠的是不断的交易来赚钱，你靠的是不去做买进卖出而赚钱。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每天互相交易你们所拥有的股票，到最后所有人都会破产，而所有钱财都进了经纪公司的腰包。
62、投资人必须谨记，你的投资成绩并非像奥运跳水比赛的方式评分，难度高低并不重要，你正确地投资一家简单易懂而竞争力持续的企业所得到的回报，与你辛苦地分析一家变量不断、复杂难懂的企业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68、我对总体经济一窍不通，汇率与利率根本无法预测，好在我在做分析与选择投资标时根本不去理会它。好多人以为自己看看新闻就能比老巴明白，可笑不？
79、有的企业有高耸的护城河，里头还有凶猛的鳄鱼、海盗与鲨鱼守护着，这才是你应该投资的企业。
87、当人们忘记“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最基本的常识时，就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98、钱，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使你的处境有利，但它无法改变你的健康状况或让别人爱你。
117、富人应当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足够的财富，以便让他们能干他们想干的事情，但不能让他们有了足够的财富后可以什么都不干。
124、选择任何一位正直的人作为工作的同事。归结起来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不与我不喜欢或不敬慕的人打交道。这是关键所在。这一点有点像婚姻。
作为受人尊敬的经纪人
| 傅高义 | 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 |
| 2020-12-21 13:21:56 作者：杨逸淇 | |
当地时间12月20日，著名学者、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 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岁。
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专访的话题自然是从他的书谈起的。今年3月，他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 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甫一问世，就为舆论广泛关注，并且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的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与他的书一同入围的基辛格《论中国》一书则未能获奖。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模式，不必按照西方的做法
文汇报： 您的《邓小平时代》为西方读者了解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读。“中国的转型”是这一解读的关键词。从现在开始的又一个十年，中国是否依然处在转型之中？
傅高义： 是的。胡锦涛所作的十八大报告有很多重要内容，关键是怎么让这些成为现实。我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团结一致，继续大胆地改革，但方向要很清楚。
文汇报： 您的书中强调个性对于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比如坚定、有条理、强势等等。不过，在否定“文革”之后，中国迎来开明的政治大环境，这是否更重要的一个大背景？
傅高义： 我想是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而且有时代的因素。威信、经验、时代背景，合起来才能使他这么成功。我个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以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了。
文汇报： 领导力（leadership）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政治领导人坚强的领导力是不是显得更为重要？
傅高义： 我想是这样。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很不容易。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历史这么长，如果领导人缺乏坚强的领导力、权力太分散的话，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就很难控制，中国就会乱。有人说，中国是权威主义国家。我认为，中央政府的确比较有权威。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时是不够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畅，情况就会混乱。
邓小平的改革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傅高义：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想，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的蓝图，他要看情况，要试验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务实的、实事求是的人。邓小平将改革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借鉴。邓小平认为，在领导支持改革时，应该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先行试验。当新的方案奏效后，让各地领导亲眼目睹所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派遣那些先行实验的领导到全国去传授成功的秘诀。例如当时在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台商和港商纷纷前来设立新企业，制定新的高效管理标准，随后，这些做法从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城市逐渐扩展。
文汇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人，在您看来，改革深化与公平正义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傅高义： 有些人，包括我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抱怨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太小。但是，我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为改善民生的的确确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农业税被全部取消，9亿中国农民因此受益；再如，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已覆盖全国95%以上的人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得以继续，社会比较安定，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些成绩都很了不起，也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好的基础。
文汇报： 30多年前，您写的《日本第一》畅销全球，“日本模式”风靡世界。然而，最近20年，日本陷入停滞。作为40年来密切观察过日本崛起的著名学者，在您看来，日本的教训对中国发展能带来什么警示？
傅高义： 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日本第一”的意思。我写那本书是在1979年，我当时没有说日本的经济水平最高，或者说日本会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第一”指的是，日本在很多方面做得确实非常好，是值得学习的。比方说，日本的社会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低，社会相当安定；日本把教育看作立国之本，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教师社会地位高；日本的质量管理也是世界闻名的。从1964年到现在，日本的高速铁路很少死过人，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啊。因此，那本书的全名是《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我当时呼吁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活力的美国向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学习。
中国强大了，有一些外国人怕，这很自然
文汇报： 英国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前段时间在《伦敦书评》评论说，您的《邓小平时代》与基辛格的《论中国》等书都是“在西方视野下”（underwestern eyes）迎合“中国热”(Sinomania)的产物，对这样的批评，您本人是怎么看的？
傅高义： 我觉得他没有认真地读过我的书，甚至根本就没有念过我的书，因此，他不理解我的书。所以，我不会理会他。他的评论，我觉得无所谓。我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了，当提及20世纪的伟人时，人们不一定立即会想到邓小平。我想改变这一偏见。
文汇报： 1970年代您在香港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1949-1968)》，1980年代您深入广东调查研究后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新千年里您的《邓小平时代》更是“十年磨一剑”。今后，如果写作有关中国的书的话，您还会有什么考虑？
作为受人尊敬的经纪人 傅高义： 我今年82岁了，写《邓小平时代》用了10年时间。曾有人问我，要是你再写另外一个领导人的话，你比较有兴趣的是谁。我回答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这样去做了。我现在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考虑的是，上世纪50年代我刚开始做日本研究时，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韩国也没有，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几十年来，我看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现在它们又都面临着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打算做一两年的研究，多了解这个过程，去分析一下这个变化过程，期望能写一本篇幅比较短的书。
傅高义： 中国已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国，它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该更加自信。但我认为，“韬光养晦”仍然适合中国的和平发展，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最近南海气氛紧张，外国人有很多怀疑和担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要以行动来表明，中国永远不会做霸权主义的国家，如果获得别的国家理解的话，对改善中国自身的发展环境也是有利的。
文汇报： 其实，将您称为“汉学家”可能有失偏颇，因为您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据说您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您如何评价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傅高义： 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根据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在美国，领导人（企业界、学界、政界）与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不一样。美国大选中候选人拿中国说事，其实就是为了迎合选民。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负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而现在关系变了；二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历史上一直乐观的美国人开始担忧自身的前景；三是，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人工作学习非常勤奋，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美国在对华态度上，一直就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指责中国。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始终存有疑虑。现在，中国已经是强大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了，有一些外国人怕，这很自然。所以，需要处理好这个问题。